最近，看过如下故事：江老师女儿26岁了还没男朋友。江老师同事便介绍了江老师当年得意门生。于是，小伙来江家吃饭，江老师没看上这个有意做未来女婿的人。小伙走后，江老师对红娘说，“他读中学时，学习特棒、特听话，我很欣赏他！现在也很成功，这么年轻当上了单位中层，可是，让他做我女婿，不够格了：背明显驼了，像个小老头；近视镜足有800度，影响生活质量；说话细声细气，不像个小伙子；那么古板，一点幽默感没有……”看罢，我陷入了深思：江老师评价学生标准和选女婿标准为何差距迥异？当年，他不惜牺牲孩子幸福、健康和个性，去换取所谓“高分”，但是，当苦心调教出来的“好孩子”欲要成为家庭一员时，为何又拒之门外？

　　学校教育之目的是让学生以知识和智慧来促进自身发展，使其自然性和社会性同时得以张扬，从而养成通过为最大多数人谋福利而最终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意识。然而，如果不遵循人的认知发展规律，过分追求“社会性”的培养，就会导致“自然性”恶性衰退。

　　在人生旅途中，人人都有足够时间欣赏沿途的风景，缺少任何阶段都是不完整和有缺憾的人生。在儿童时代，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满脑子做着异想天开、烂漫离奇的梦，一觉醒来嘴角还时时挂着涎水。在那个时代，感觉父母就是我们的蓝天，身上总有无穷的力量和能量。有时，我们彼此吹捧、炫耀着自己的父母，我们多么盼望自己早日长大，能有父辈的腰板和能量。我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做着符合年龄特点的游戏，或做着偷瓜摸枣、学母鸡孵蛋之类离谱荒诞的事儿。然而，当今天回味起来，所有这些是多么温馨浪漫，足以让我们美美地享用一生。而今，当孩子们入学后，过度的责任教化惊扰了他们的梦。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孩子背负着为了父母、为了老师、为了社会、为了人生等多重责任，不得已活生生地割舍了本还属于做梦的时间，循着我们诱导过早地迈向成人交往时空，承受着人性被撕裂的无奈、孤寂、痛楚和恐惧。为了尽快达到教化目的，我们常常采用锁定竞争对手、量化考核等等系列竞争措施。在学校教育中，由于过早、过度地引入了竞争机制，剥夺了孩子们做梦的权利和时间，使他们过早成熟，失去了本该有的幸福时光，承受着自然性和社会性激烈冲突所带来的痛楚。近年来，很多聪明睿智的孩子本来还处在做梦的花季年龄，却因责任过度和心理承受力失衡而最终溺水、跳楼，这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扼腕叹息。

　　目前，很多学校都以“学会做人”为训。在传统教育文化基因和世俗关系哲学的影响下，我们总以成人心态和处世标准来裁断孩子们的言行，他们掌握着孩子们行为规范正确与否的评判权。因此，那些所谓“乖”“会来事”“成熟”“老成”“圆滑”“鬼机灵”的孩子便想尽办法迎合、讨好老师，赢得老师的喜爱和褒奖；而那些“刚直”“倔犟”“固执”的孩子便自然让我们费心劳神，受到我们冷落甚或冷嘲热讽。在这种情况下，前者日后便成了善于逢迎、表里不一的两面人甚或小人，而后者日后却由于被歧视、被冷落而走上叛逆的道路或成为无棱无角的庸人。可见，以往的某些“学会做人”是非人性、反人道的。只有让学生“学做自己”，充分张扬自己的鲜明个性，才是真正的人性回归，也才能真正培养民族的脊梁。

　　首先，为孩子们提供做梦的“温床”。我们要充分利用“同体效应”，始终保持一颗“不老心”，让师生心灵彼此渗透互动。要将那些似乎遥远的游戏搬进课堂，让孩子们充分体验生活的乐趣。其次，允许学生犯错误。在课堂上，学生往往不敢尝试创新，不敢越雷池半步，结果不仅丢失了创新精神和能力，而且丢失了对改正错误的美好体验和温馨回忆。再次，加强合作竞争能力。培养竞争意识和能力固然重要，但结局残酷性有时却让中小学生难以承受。为此，我们应树立“合作是竞争的归宿”的理念，应明晰唯物辩证法“内因是主导、外因是辅助”的道理，通过人性关怀来强化组队合作竞争意识和荣誉感，万不可过分看重个体竞争，万不可让个体学习成为“小组挣分”的手段。最后，做自己的英雄和名人。孩子们从小崇拜英雄和名人，但英雄和名人都有其造就的社会和家庭背景，离孩子们的生活世界相对遥远，孩子们学习起来很难感同身受。所以，我们应让学生听听英雄、名人的故事，做些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事情，挑战自己的平庸，争当自己的英雄和名人。

　　很多时候，我们过分注重人的“社会性”培养，却在不经意间甚或习以为常中剥夺了孩子们充分享受童年幸福的权利。其实，在处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矛盾中，虽然我们很难找准“黄金分割点”，但顺乎人性无疑是最美、最恰当的方式和手段。

　　台湾作家张晓风在《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中写道：“当我把孩子交给你，你将给他怎样教育？今天早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青年？世界啊，今天早晨，我向你交出可爱的小男孩，而你将还我一个怎样人呢？”（作者是寿光市洛城一中教师）